[摘]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

使有些中国文化人感到惊喜的是,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、工业社会的揭发与批判,竟与自己对当前现实的感触相差无几。比如,他们指出,在商品丰富、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,新的匮乏产生了,即精神的空虛和痛苦:人们成了商品的俘虏,他们被动地接受传媒铺天盖地的广告,这些广告制造虚假的、强迫性的需求,人们的情趣在不知不觉中完全被大厂商调度和控制,毫无理性地一味追求高档、名牌商品;在虚假的满足中,人丧失了自己的天性,甚至丧失了痛苦的感觉,这并不是说明痛苦不存在,而是说明人已被异化得失去了自我。

大众文化、商品文化时代的到来,使得文化享受(实质上是文化消- 费)摆脱了贵族化限制,而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但是,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,深刻而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庸俗文化的本质:这种大批量制造的文化商品使艺术作品的创造性、批判性和想象力萎缩乃至消失,它们不是按照艺术品的内在逻辑创造出来,而是按投资者和制造商对投入-效益的估计批量生产，它们的价格就越便宜，内容就越贫乏，品质就越低劣。但大众的口味就这样被调配，以至于人们在表述内心生活和倾诉感情时，都按照文化工业提供的单一模式进行。

凡此种种,在中国是别开生面。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它的批判精神,它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,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,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,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。

(选自《读书》,徐友渔/文,有删节)